在开展“信访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年”活动中，梧州市针对信访矛盾多发生在农村、信访人多为村民的现状，构建了“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”制度与信访工作衔接机制（下称衔接机制），充分发挥社会专业人士的“第三方”作用，源头介入、依法分类、合力化解信访问题。2016年，全市信访总量下降约26%、集体访人次下降约43%、到京非正常上访下降约28%，这一机制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一、衔接机制的基本内容

（一）在村（社区）村民（居民）发生到乡镇以上信访工作机构走访、来信（网上信访）等行为时，与该村（社区）签约的法律顾问（下称法律顾问）应当根据信访工作需求，参与信访工作。

（二）该村（社区）村民（居民）发生越级 “非访”时，法律顾问可以根据相关工作需要，及时了解并提供维稳信息，协助进行信访维稳工作。

（三）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，法律顾问应当把宣传信访工作程序和责任要求作为重要内容。

（四）法律顾问参与信访工作，主要是提供法律咨询、解答法律问题、提出法律意见、协助引导信访人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。

（五）信访工作机构要为法律顾问提供办公条件和开展工作便利，参与对法律顾问的培训和业务指导工作，协同做好服务保障。

二、衔接机制取得的初步效果

从衔接机制建立来的实践情况看，取得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一是直接针对农村、村民信访这一信访量的“大头”，助力信访总量、集体访、非正常上访的“三下降”。建立衔接机制以来，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3790余人次，参与处理信访问题1572件，参与化解信访事项323件、积案11件，大量信访诉求在基层得到及时解决。

二是信访条例宣传教育得到加强，促进了信访秩序的维护。通过法律顾问“第三方”的介入普法、送法，拓宽了信访条例宣传教育的途径，提高了平时依法信访教育、信访事项处理时守法教育、答复意见接受时遵法教育的效果，促进了信访人行为的理性。如藤县秦某的“出嫁女”权益诉求事项，得益于法律顾问提出的法律意见和耐心说法，虽然村干、组长及村民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处理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反复，但秦某一直没有到市级以上上访，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。

三是利于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，促使不同诉求得到及时处理。如万秀区陆某征地补偿诉求，先前纳入了信访渠道，但其对答复意见不服，多次带着80多岁母亲上访。今年，该区信访局邀请村法律顾问协同做工作，引导并援助上访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，上访人的行为趋于理性。

四是搭建了处理信访事项与“三调”联动渠道，提高信访答复意见的公信力。实际工作中，大多信访事项的处理，是通过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，甚至是司法调解来解决的；不少信访事项，也是经过了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，甚至是司法调解后演化产生的。法律顾问，既是“三调”的参与者，能够了解信访事项的前因后果，为信访工作机构作出受理意见时提供参考；也是“三调”的执业者，能够权威地提出依法分类处理意见和及时提供法律援助便利。如长洲区82岁抗美援朝老兵曾某，多次到市委、市政府上访，提出公安机关执法不当诉求，经社区的法律顾问多次协同做工作，进行《行政强制法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等法律解释，说明当时调解赔偿的准确性和充分性，引导上访人通过民政优抚政策的正确途径解决当前生活困难，经相关部门帮助，较好地稳定了上访人。

五是推动了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制度的深化和创新，实现了司法和信访工作的双赢。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制度要求，与村（社区）签约的法律顾问，每月到村服务1次以上，每次不少于5小时。建立衔接机制后，法律顾问可从信访工作机构即时获知信访信息、切入开展工作，提高了工作的及时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，推动了法律顾问制度的深化和创新；信访工作机构有了法律顾问的协助，也促进了工作水平和效率的提高。

三、做好衔接机制的服务保障和完善

一是加强信访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和市律师协会沟通联系，建立良好协作关系。二是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落实每个村2000—5000元专项补助经费，对需要法律顾问参与超出约定服务范围的信访工作，按相关规定支付相关费用，调动法律顾问的工作积极性。三是将法律顾问充实到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的专家库，督促各级信访工作机构，为法律顾问提供工作条件和便利。